在后者看来，人权作为基本价值已经写入宪法，有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信条。

【注】罗纳德·德沃金，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同时，我们或许需要不起诉他们，而毋宁修改我们的法律，调整我们判决的程序，以迁就他们。

《纽约时报》对这样的观点鼓掌而呼。其一，它将公民置于不公正的地位——要么冒着严重的危险去行事，要么认可对他的生活施加较之立法机关的授权更其严格的限制：一如我前面论证的，作为社会行为模式，这根本就不可以接受，在这种情形下，他应去假设最坏的结果。在达成考量的过程当中，他必得考虑到的，还不仅是旁人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伤害，还包括法律会如何评估这些伤害。然而，如若我们考查我们的法律体制与实践，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基础性原则和政策。然而法治却较之此种观点更复杂也更明智，同时，令法治长存毕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在这样做时，他们是假定，对于某给定的可疑立场，某些论证毕竟优于另一些论证。任何法令，只要看上去有损于道德，便会产生宪法问题，而如若此一损害较为严重，则对其合宪性的怀疑也便同样严重。他必须平衡他宽大的责任与定罪可能会分裂社会的风险，不至于由于对这些异议分子放任自流，而对于法律的政策造成损害。

我讲过，对于那些合理判断一项法律为无效、且依此判断行事的人，政府负有特殊的责任。若是最高法院做了个相反的判决，则该纳税人考虑到事实上最高法院在税收事务方面判决的极大重要性，他使该断定，法院的此一判决破坏了平衡，如今法律开始要求他纳税。若将征兵法视为整体，并从其实施的方面观之，便不能说它反映了这样的判断，即人人具有着道德权利，惟有其他某些人或者某些集团应征入伍后，他才能受到征召。（e）征兵法免除了基于宗教立场拒绝参加一切战争的人服兵役，却不免除基于道德立场拒绝某些特定战争的人。

（举例来说，它曾推翻了依照法律被控不合理价格或者作为帮伙成员的罪行指控。他们会提出怎样的观点？实施征兵法固然有其实际理由，在下文里我会考量其中的某一些。

若不涉及到良心，这建议或许极可称道，因这样一来，便可以证明，井然有序的程序所得的收获值得个人的隐忍为牺牲。这些分类与征召行动，还反映着公平的考量，一如考虑到某个母亲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便不应让她冒险失去另一个。而各级法院仍能够继续行使其判决上的自由裁量权，处以最低限度的刑罚或缓期执行，来作为尊重异议人士立场的表征。几年以前在Abrams一案里，霍尔姆斯就曾试图说服法院相信，第一修正案是保护曾极力敦促反政府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

若不去试图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尚无法断定，公平要求对他们进行惩罚——这些问题便是：如果法律不够明晰，如果某公民认为此一法律准许他做某事、而其他人则认为其不准许，此公民该如何行事？诚然，我的意思并不是问，从法律上讲他如何行事才算适当，或他的法律权利（legal rights）何在——那不啻乞灵于未经证明的假定，因这要依赖于他是正当的，抑或他们是正当的。既然法院可以推翻自己的判决，则我们肿列以反对第一模式的理由，也同样可以用来反对第二模式。【注】罗纳德·德沃金，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有鉴于此，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且不对其它政策具有重大的损害，政府便负有特殊的责任去保护他，减缓他所处的逆境。

其理由是颇为有力的——该法律剥夺了言论自由。诚然，但凡讨论公民不服从的人几乎都承认，在美国，法律可因其违宪而失效。

诚然，法律是否系于道德权利的假设，或许会众说纷纭。然而这样的观点，认为政府相信某人犯了罪，他便必得遭到起诉，其实要远比其表面上为弱。

它疏于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任何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内，都有可能推翻自己的判决。当最高法院得到吁请，对此一问题进行裁决时，它驳回了部分要求，并以其属于政治领域为由拒绝考虑另外的一些要求。）基于含混的刑法而定罪，在两个方面侵犯了正当程序的道德及政治理想。如若遵循了第一个模式，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检验的益处。有人会讲，对于向国旗敬礼的异议分子理应服从法院的第一个判决，他们并可运动立法机构，裨使此一法律得以废除，且在各级法院寻求某种挑战此一法律的方式，同时不去实际违反该法律。诚然，在对法律的要求做出自己的判断时，他必得虑及任何法院所做出的相反判决。

正义以及公平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乃是宪法之所建立的要素。可法院却可以竭其所能，以求解决此一问题。

然而这里却及于良心问题，且如若异议分子服从此一法律，同时伺机而动，他们将不得不忍受做了良心禁止的事情而造成的无可弥补的伤害。这观点不去将依据其对可疑法律的判断而行事、因之其表现遵行了我们的实践之要求的人，同普通的刑事罪犯区别开来。

宪法通过正当程序条款、平等保护条款、第一修正案，并且通过我所提到的其它条款，将我们政治道德的极端重要性，注入到法律是否有效的问题当中。若在区分盗贼时尚可以考虑动机，在区分违反征兵法的人时何以不能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是出于实际考虑，便是若我们的社会惩罚包含了若干最为忠于社会、最为尊敬法律的公民的团体——一如反对征兵法的异议人士团体——则社会将会蒙受损失。

然而最高法院一旦相信有关案件涉及极重大的政治道德问题，且通过政治程序不敷疗治，往往显得不愿拒绝司法管辖权，例如在重新分配议席的案件当中便是如此。若是如此，则此一问题便会不同于如若此一法律显然有效或显然无效时表现的情形，而公平的论证，其构想既然是为了这两种选择，也就变得离题太远。那样的话，则他们的状况，又与人该适当地遵循其自己的法律观之类的主张有何相干？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要回溯我上文提出的观点。如若人数不至于大量增加，则国家便应该对异议分子听之任之，而且我认为，只要该政策的后果还不够清楚，不做任何起诉便不会有什么重大危害。

亦并非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只要公民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事，便势必导致诉讼。其做出的无罪判决应基于这样的立场，即在判决之前，认定征兵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因为不服从可疑的法律去惩罚旁人，绝不是公平的事情。

若此一法律有效，因之便构成犯罪，社会亦必予惩罚。当刑事条文的有效性变得可疑，这条文几乎永远会不够公平公正地对某些人进行打击，因它会践踏某一些自由。

在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征兵部门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不用说，军队在分配危险岗位方面几乎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若此案未曾上诉，则该人的选择便遭任一法院的相反判决所阻止，且此亦包括法律体系当中的最初级法院。

我的意思是要问，作为公民，他恰当的行动方针何在，换言之，我们该认为何谓遵守游戏规则。我倒是要提出建议，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法院不该予以判罪，即便它认可该法规、同时发现事实与所指控的相符也是如此。这样的话，是国会，而不是法院，应该作为确定刑事法规合宪性的有效表达，而这同样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这样，在他的判断与旁人不同时，我们必得去问，他如何证明自己这样行事为正当。

我要讨论此一第二种可能性最为自由的形式，便是：只要有权裁决此一问题的最高级法院未曾做出相反的裁定——在征兵法的案件当中，此一法院即为美国最高法院——则个人遵循自己的判断使是适当的。（有许多反垄断法与商业调节法，便都是通过这一种检验方式而形成。

我讲到当法律可疑时，人们不妨对此一法律有自己的观点，且这些观点不单是对法院将持何种观点进行的预测，但我这样讲，并不意在这样的形而上学。若这个判断错误，而反对的人数果真大量增加，则这一遗留的不满，对政策的制定者便甚为重要，且不应以禁止讲话，将其掩藏起来。

如若征兵法禁止意图违抗该法律，这便抑制了对此一战争某一类观点的表达，也便剥夺了言论自由。（d）若兴兵去打那样的战争，则通过使得大学学生缓服或免服兵役的征兵法来兴兵亦属不道德，且这样做歧视了经济贫困的人们。